禅宗六祖是谁?

禅宗六祖是：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

1、初祖达摩

菩提达摩(Bodhidharma)，南印度人，南北朝禅僧，略称达摩或达磨，意译为觉法，据《续高僧传》记述，南印度人，属刹帝利种姓，通彻大乘佛法，为修习禅定者所推崇。

2、二祖慧可

慧可，又名僧可，俗姓姬，名光，号神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人，是汉传佛教禅宗的二祖。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在嵩洛(今河南嵩山-洛阳)游化，即礼他为师，得达摩衣钵真传，禅宗代表性人物之一。

3、三祖僧璨

僧璨(约公元510年-606年)，又作僧粲，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圆寂，生年及事迹不详，为中国佛教禅宗三祖，曾跟随二祖慧可学佛数年，后得授与衣钵为禅宗三祖。

4、四祖道信

司马道信(580年4月3日-651年)，生于永宁县(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隋唐高僧，佛教禅宗四祖。

公元580年4月3日，司马道信出生。公元592年(开皇十二年)，向禅宗三祖僧璨求法，后在吉州符寺受戒，26岁时被三祖授以衣钵。

5、五祖弘忍

弘忍(公元602～公元675)，俗周，唐代高僧，湖北蕲州黄梅(今湖北省黄梅)人。

东山法门开创者，被尊为禅宗五祖。

6、六祖惠能

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惠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为何说中国佛法传播离不开禅宗六祖?

实际上，禅宗之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还应该给人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其强大的生命力往往在于其巨大的包容性。中国佛教与儒家思想正是在长期的相互碰撞、交汇、融合的过程中，既发展了自身，又成就了对方。文化上的“成人达己”，此之谓也!

禅宗对于传统佛教进行创造性发展的根本点，在于提出了“即心即佛”的佛性理论。

佛性理论在整个佛教思想中，应该说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而佛性理论在佛教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各种不同的界定，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

在佛陀时代，佛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在那个时候，所谓“佛性”，就是“释迦族的种性”。后来又有“法身”“如来”等多种佛性说。

到了慧能，作为真如体现和化身的“如来”，逐渐被“心性”所取代，在中国僧人所有著述中唯一被称为“经”的《坛经》中，作为抽象本体的佛性已不多见或几乎不见，而易之以中国人较易理解和接受的心性。例如在《坛经》中，慧能一再强调：“自心是佛”，“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这些论述，清楚说明慧能已把佛性直接诉诸人之心性。

由于慧能南宗把佛性诉诸“心性”，其修行理论就逐渐由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在慧能看来，佛法功夫，全在于觉与不觉，悟与不悟。不悟则凡则众生，一念既悟则智则圣。一本《坛经》几乎都在讲“道由心悟”“迷凡悟圣”的道理。

由出世间求解脱向即世间求解脱的转变，也是慧能禅宗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从佛教史上说，佛教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以远离嚣尘、厌弃尘俗为标帜。佛教传来中国之初，在修行方法上，多数僧人仍然是主张遁世潜修的，认为这样才有利修行。这种情况直到慧能之前仍无多大改变，即使是禅宗的前几祖，也多以岩居穴处、潜心修行为高尚。直到五祖弘忍仍然坚持隐遁潜修，当有人问及修行何以“要在山居”?“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弘忍说：“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楞伽师资记》卷一)此说与庄子的“不材之材，无用而大用”的说法相类似，都以远离人间不被刀斧损斫，故终成希世之大材，栋梁之大用。据说弘忍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楞伽师资记》卷一)。在《修心要论》中，弘忍还认为，但能着破衣，餐粗食，了然守心，佯痴，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总之，慧能之前的禅宗几代祖师均有重林谷、远人间之倾向，在修行方法上都以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终朝寂寂、静坐修禅为特点。禅宗乃是中国化色彩最浓的一个佛教宗派，其风格尚且如此，其他佛教宗派之主张遁世修行就更可想而知了。可见，不仅印度佛教，早期的中国佛教在修行方法上，也都带有浓厚的出世主义的色彩。

禅宗由出世而入世，以慧能为转折点。正如玄觉在《永嘉证道歌》中所说的：“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这说明只是到了慧能之后，才真正把生死与涅槃、出世与入世融为一片。

到了后期禅宗，佛教的世俗化、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为佛性的物化与泛化，所谓一花一叶，无不从佛性中自然流出，一色一香，皆能指示心要，妙悟禅机。此时之禅宗，不但淡薄了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而且混淆了有情物与无情物差别，不但不提倡出世苦修，而且大力宣扬立处皆真，悟在当下，法法是心，尘尘是道，直指便是，运念即乖，所谓“土面灰头为染尘，华街柳巷乐天真，金鸡唱晓琼楼梦，一树花开浩劫春”。所有这些都说明，此时之禅宗，不但倡即世间求出世间，而且主张混俗和光，作一个本源自性天真佛，宣扬处污泥而不染，作一个三恶道中的解脱人。

后期禅宗一般以马祖道一之“平常心是道”的提出为标帜，以唐五代之后兴起的“五家七宗”为代表。

“平常心”出自怀让门下的马祖道一之口，他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440页)

从马祖道一的这段话看，所谓“平常心”，即是本自天然、不加造作、无是非善恶、无取舍断常之“心”，这种“心”与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有是非善恶之心显然是不同的，而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唐五代之后的“分灯禅”与慧能为代表的“祖师禅”无论在佛性理论，还是在修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众生有性”到“无情有性”，由“道由心悟”到“无证无修”。

考诸中国禅宗史，分灯禅所以在佛性思想上会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后期禅宗所说的“佛性”与前期禅宗所说的“佛性”已不尽相同。前期禅宗之言“佛性”，主要指有情众生当前现实之人心;而后期禅宗所说之“佛性”，则主要是指恒常遍在之“真心”。此一歧异实是造成两种禅法在修行理论和佛性学说上诸多差异的根本原因。前期禅宗以“人心”为“佛性”，此心是有觉性、悟性的，因此强调“欲求佛道，须悟此心”，注重“道由心悟”“明心见性”;主张只有有情众生才有佛性，反对“青竹法身”“黄花般若”说;与此不同，作为后期禅宗佛性的“真心”是遍及一切万物的，因此合乎逻辑地得出“万类之中，个个是佛”和“性自天然，不假雕琢”的结论。

如果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探讨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各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绚烂多彩。早在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先秦诸子的学说后来大多被淹没，但有两家学说不但没有被淹没，而且日益发展，成为左右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两大思想潮流，这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